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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三江开砖窑，由窑主负责办理开窑手续、建砖窑、添置机械设备，供应粘土、煤等耗材，支付水电等支出，烧窑师傅也是窑主自己雇。剩下的力气活，挖土、填料、压砖坯、进砖坯、出砖，窑主一般都包给包工头，由其组织人手来完成。显然，以上诸多环节中，压低成本的办法只有两个：一是不办理开窑手续，这样可以节约费用。开办一个正规砖窑需要如下手续：同村集体签订土地承包合同，支付承包金以及土地赔偿金、土地平整费；办理相关证件，包括工商登记、乡镇企业登记、到国土部门办理采矿许可证、税务登记、环保审批、安监审批，公安审查、劳动监察部门审批等。以上环节先期投入总计超过二十万元，每年纳税、各部门年检等也需要不菲的花费。降低成本的第二个手段就是压低劳动力成本。但烧窑师傅有手艺，不能得罪。窑主一般都是每出一万块砖坯支付包工头一笔报酬，由包工头自行分配。由于利润空间不大，包工头为了获利，惟一的选择，就是最大限度地压低那些“力气活”的成本。这才有非法用工产生的利益所在，即使用奴工，尤其是童工、智障工。道理很简单，这些人“听话”、“好管教”。

调查发现，这个砖窑是一个无营业证、资源许可证、税务登记证的家庭作坊式砖窑，建在村支部书记家一墙之隔的地方，而且砖窑的老板就是村支书的大儿子，砖窑建了五六年了，老板下面还有包头工，签定有相关的不合常理的承包协议。调查组获得的石城县黑山村蒋正丰黑砖窑的上百名受害人名单显示，其中来自十三个省份，被抢、被骗、拐卖来而的都占了百分之二十以上，只有近30%是正常用工。

这种情况不是当地没整治过，而是整治当年好一些，过后照旧。打击之后要不了几个月就死灰复燃，甚至比整治前还增加许多。慢慢的当地就不整治了。按调查组下去之后，一些人士所讲，“每次打击都是风头一过，所有的监管、检查就成了走过场。”

由此可见，政府监管的缺位，表明了一个现实：政府有关部门对农村地区的小作坊、小煤矿、小工厂等基本处于失察和失控的状态；加之一些干部、公职人员的失职渎职，包庇纵容甚至充当黑后台和“保护伞”，使得一些非法窑主得以为所欲为、滥施淫威，曾家辉在调查中了解到，县劳动监察大队检查一个砖窑，发现有一个外地年仅十六岁的少年，属于未成年人。检查人员当场罚了砖窑两千块钱，并让窑主支付了少年一千块工钱，然后带走准备送其回家。可是，在离开这个乡的途中，这位少年却被“护送”他的一名劳动监察队员私自送到了自己亲戚开的砖窑，而且把人卖了一个好价钱。

这已经构成玩忽职守与滥用职权罪。

为什么官员会失职渎职，甚至与黑恶势力狼狈为奸？曾家辉在调查中了解到，这些黑砖窑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存在，经营多年后，利用地缘、血缘和业缘关系，已经形成了一张纵横交错的经济网、行政网乃至司法网。近年来，尤其是税费改革之后，农村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社会转型，原有社会结构已经大部分解体，部分乡村社区出现“权力真空”。在这些家族势力、黑恶势力的强势面前，农村的基层治理逐步丧失效力，甚至成为黑恶势力的附庸和其做大做强的“帮凶”。他深切地感受到，在三江省这个现实世界里，劳动力价格的绝对下限，取决于最基本的人权能否得到保障。这决定于政府在其神经末梢能否有效行政，决定于一个社会能否自我维系基本的道德底线。

最为令他痛心的是，在三江省的黑砖窑里，许许多多被奴役的劳工们，最真切地体验到了两者缺失带来的苦难。

在黑山村黑砖窑的调查中，曾家辉离开村子时，一对中年夫妇站在村口拦住了他，这是黑山村本地村民。一年前他在当地一个煤矿打工时受伤，矿主置之不理，他的工资和医药费至今分文未得，“我们比砖窑里的那些人也好不到哪儿去，我们的事能解决吗？”

他似在问曾家辉，又似在喃喃自语。此时，天空还下着雨，沥沥的雨声中，他的声音几乎难以听闻。但曾家辉还是听了个清清楚楚，他点头道：“一定会解决的。”

两天之后，黑山村所在的当地镇党委书记、镇长已到有关部门接受调查。核心原因是蒋正丰黑砖窑就开在他们主政期间，而且乡里的部分干部和村民证实，“蒋正丰的黑砖窑根本就没取缔过，都被钱给买了。”

三江省召开了全省进一步整治非法用工、打击黑砖窑专项行动及督查工作会议上，省政府在会上对“黑砖窑”事件进行了深刻反思。认为黑砖窑事件的一个重要教训在于“没有敏锐把握网络、媒体的舆论动向，及时做出正确的回应。”

虽然这一反思尽管来得迟了一些，但一语中的。

媒体一下子就敏锐起来了。

电视节目影响不断扩大，随着网络的介入转载，全国范围内更加关注。

此后几天内，全国媒体迅速介入。黑砖窑事件成为国内各大门户网站的头条新闻，在舆论的高度关注下，接下来是一系列高层领导对黑砖窑事件做出批示。随着官方态度的明朗化，媒体对黑砖窑事件的关注度持续升温，在此后长达一个星期的时间里，黑砖窑事件始终占据着各家媒体、网站的头条新闻位置。